由上考来看，汉代最早设立的玉门关，亦即道宣所谓“故玉门关”应在今天的石关峡。它位于敦煌以东，约于武帝元鼎六年始筑，至太初二年李广利首次伐宛后不久，随着武帝经略西域的需要，遂西迁至敦煌郡西北，汉玉门关因此确有西迁之举。西迁前名玉门关，西迁后这里改置障城，遂名玉石障。当时之所以有“玉门”“玉石”之名，一方面无疑由于西域向中原贡玉的孔道经由此峡，二是当地自古亦产玉石（硬玉，质地次于昆仑山北麓所出透闪石质软玉），早有玉石山之名，今天酒泉夜光杯所用部分玉材仍采自是山。

　　材料之五：《汉书·地理志》玉门县条师古注、《太平寰宇记》卷152引《十三州志》《元和郡县图志》卷40肃州玉门县条皆云，汉罢玉门关屯，徙其人于此，故曰玉门县。汉玉门县城即今玉门市赤金镇古城，位于石关峡西68公里。汉代所罢玉门关，应指最早的玉门关——今石关峡。这里自有流水可供屯田，今黄草营村即昔之玉门关屯田区。汉罢此关后，玉门关之人自然是就近徙于赤金绿洲（石关峡西最近的一块绿洲），因以置县，名玉门县。有学者认为“汉罢玉门关屯”的玉门关是指敦煌西北之玉门关，我们可以试想，假若真是敦煌西北玉门关罢屯，其人何不就近安置在本郡的龙勒、敦煌、效谷等县，却要远涉酒泉郡赤金绿洲（相距约400公里）？这样的推断于情理不合。而且需要考虑到，西汉当时边地空虚、人口稀少，河西四郡中尤以最西端的敦煌郡人口最少。由《汉书·地理志》所载西汉末年人口数知，敦煌郡38335人，仅为河西其他3郡（武威、张掖、酒泉）各郡人口的一半左右，为金城郡人口的1/4强，较之内地各郡人口相差更殊，因此汉代移民的大方向是自东向西，如反其向而行之，由人口更少的敦煌向酒泉移民，殆无可能，更无任何相关记载。由此亦可反证：汉代最早的玉门关当在距今赤金绿洲不远的石关峡。

　　以上是结合文献进行的推断，此外我们还需要考察考古遗迹方面的证据。

　　证据之一：玉门关是汉武帝元鼎六年之际伴随着修筑令居至酒泉间的长城而设立的，由此既然推断石关峡为最初的玉门关，那么该峡一带是否也相应地找到了汉长城遗迹呢？该峡是否仍存汉代关址呢？这是不容回避的问题。而我们今天在石关峡以北不仅仍可见到长城残迹，而且还可以看到南北两道长城遗迹留存。距石关较近的一道长城遗迹，东起黑河岸边的今高台县天城村正义峡山嘴墩（汉燧），与沿黑河延伸的张掖至古居延间的汉塞遗址相接,由此一直西延至石关峡西北25公里许的红柳沟下游（断山口河）今金塔县南部瓜塘子沙窝，长约125公里，但其中间穿越酒泉绿洲北部的大段塞垣缺失，系历史上农田开垦之故。在此段塞垣以北约65公里处的今金塔县生地湾农场北部，又有一道长城（酒泉北塞）穿过，该段长城向东连接金塔县东北约130公里黑河边的汉肩水金关遗址，向西一直延绵至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以西，为河西汉长城西段的主线。可见当年的石关峡北部是筑有汉塞墙垣的。

　　又由此可以推知，玉门关西迁的年代当在汉武帝太初三、四年间（公元前102～前101年）或稍后，亦即李广利二次伐大宛之际。据《史记·大宛列传》，李广利再伐大宛至太初四年得胜回师“军入玉门者万余人”。此处不再言军入敦煌，推测此时之玉门关已移于敦煌西北。由此来看，玉门关西迁的年代应在李广利二次伐宛的太初三、四年之际。石关峡作为最早的玉门关存在了大约10年，即从元鼎六年（前111年）或其稍后开始，延至太初三、四年间（前102～前101年）。

　　玉门关虽自石关峡西移，但该峡作为丝绸之路大道的通衢要口，又有红柳沟水可供行旅补给，其重要的交通、军事地位并未降低，并有北部两道长城屏蔽，故而此后这里又有玉石障之设。

　　证据之二：石关峡内及其西口今仍确有汉代城堡遗迹留存。石关峡内的古堡名石峡堡，又名石关儿营。据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李应魁《肃镇华夷志》、清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等记载，石关儿营“在嘉峪关西北，离（酒泉）城七十五里……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兵备副使行菴陈其学筑一营，以备西北山口，有御寇矣”。该堡虽系明代所筑，但记载其“旧有石关儿口墩一座”，明人筑堡是在原有旧址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实地考察，我之所见堡墙于红柳沟南北两侧今犹断续存留，用片石、夯土夹柴草筑成，为典型的汉代筑城方式，表明早在汉代这里就筑有城堡。此外，在石关峡西口今存双井子堡（木兰城），该堡虽为清代城堡，但当地考古工作者曾在其东南、东北两处墙基下发现一米多厚的红烧土堆积，其中杂有兽骨、夹砂陶片、粗瓷片等物。城墙夯土中也杂有红烧土、汉代夹砂陶片等，这表明早在汉代这里即有城堡建筑，显系军防要地，清代的双井子堡应是在汉代建筑的基础上重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