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脍炙人口的《清明》诗，不说“考”，而说“读”，意味着这首诗的相关问题，包括时代、作者和那个“杏花村”，光靠“考”是很难考出来的。也不是哪位权威学者可以“一锤定音”的。四十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过一本《唐诗鉴赏集》，写此诗的鉴赏文者，听说这首《清明》的作者尚有不同意见，便亲自登门求教于当时可称为唯一的杜牧研究权威缪钺，据说得到缪先生肯定此诗为杜牧所作的答复后，方将此诗收入。

　　2022年5月3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刊载谢海林先生的《〈清明〉的作者是杜牧吗》一文，重提此诗的时代问题，特别是对“杏花村”的考订，其搜罗资料之丰富、逻辑之严密，令人佩服。谢文推论此诗作于宋代，我现在也大体同意。我过去虽引用过《太平寰宇记》，但仍认为此诗著作权尚有争议。不过，对杏花村的考证，我倒认为除非有新的文献作为铁证，否则可以不必再进行下去了。

　　古诗中的地名，有的一望而知是专名，有的则只是泛指。有的考证，貌似发现了实证，其实以泛为实，与诗中的地名未必相干。

　　具体到这首《清明》。首先，不管专指泛指，此“杏花村”必不在黄河以北。我在北京生活近三十年，每逢“清明时节”，风沙蔽日是常态，甚至刮沙尘暴，咫尺之外不辨景物也是时有的事，而“雨纷纷”则难得一见。由此想来，那句“春雨贵如油”的俗谚，反映的正是旧时北方农人对雨水的渴望，而绝非是经常性的春景。

　　那么，这首诗所写的“清明时节雨纷纷”，究竟是哪一带的景象呢？只能是春雨霏霏、花团锦簇的江南。而杜牧早期、中期一直在宣州、歙州、池州以及风物似江南的江州、扬州、黄州一带历宦。结合这两方面来看，杜牧自然是创作此诗的首选，但当我联系到杜牧的名作《江南春》，这种想法不免动摇。《江南春》不是对眼前景物的直观描写，而更多是一种自然与历史的概括，千里江南，绿柳红花，草长莺啼，水村山郭，酒旗迎风招展，梁陈以来历经历史淘洗的佛寺楼台笼罩在烟雨之中，共同构成一幅放眼千里、笼盖古今的既浓缩凝练又宏大深远的概括性画面。以如此短小的七绝，作如此大的艺术概括，又写得如此情浓而意深，潇洒而又有风神，唯小杜能之。《清明》诗虽然写得也不错，有景物时令的描写，有路上行人的心理描写，最出彩的还有一个富有谐趣的戏剧性对话场景，但比起《江南春》来，艺术上高下立见。如果将两首诗对比，杜牧的《江南春》仿佛贵介公子，风流潇洒，千里、数代，一气包举，而这首《清明》，却在通俗直白之中透出了几分村野乡塾气，风调上倒和便于旧时儿童诵习的《千家诗》的若干通俗诗歌类似（如《千家诗》卷三开头所收程颢之《春日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就与这首《清明》相近，《清明》能被选入《千家诗》，或正缘于此）。我就是从这里开始怀疑《清明》的创作权是否属于杜牧的。

　　现在学者对《清明》的讨论，大都集中在两点，一是究竟有没有一个叫杏花村的村子，二是根据最早的文献记载，来推断《清明》的创作年代，进而推断它的作者。这当然是考证的正轨，但迄今为止，这“杏花村”仍在云山雾罩之中，不知究在何处。这就引发我的另一种想法：《清明》中的杏花村究竟是专称还是泛指？我认为，作为泛指的“杏花村”远比专指的杏花村更富艺术蕴涵和艺术想象力，它让读者想到杏花盛开时的烂漫春色，乃至花木丛萃环绕中的村庄，甚至是村野中的酒香。其影响所及，是“杏花”几乎成了春色，特别是江南春色的代称，后世的名联“铁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就是一个明证。而作为专称的杏花村，则缺乏这样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据此或可推测《清明》非杜牧所作。因此，我放弃原来的意见（《太平寰宇记》所载“杏花村在〔江宁〕县理西，相传为杜牧之沽酒处”，我所引的《太平寰宇记》的那一段文字，是从《唐诗鉴赏辞典》新版的鉴赏文前的注中转引，如谢先生所言，《寰宇记》各本均无此句，特此说明）。我既已改换思路，将“杏花村”理解为江南大地上杏花围绕的村庄，甚至理解为江南春色的代称，对有无杏花村这个村子，究竟在何处，似乎不必再讨论了。

　　古诗中的地名，有的联系诗题和诗中文字，一望而知是专称，有的则未必。这首诗中的“杏花村”即一例。最早化用《清明》诗的《草堂诗余》卷二所收署名为宋子京（祁）的《锦缠道》词，其下阕“问牧童，遥指孤村道，杏花深处，那里人家有”，也是将“杏花村”作为泛称而非专指。由此可见，《清明》诗中所提到的“杏花村”，并非如收入该诗的《锦绣万花谷》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实际存在的确切地名，而最多只能理解为一处满是杏花的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