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阐述近十年来我国建设学习型城市的历程及其阶段入手，分析了我国学习型城市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性。文章首先将历程分为准备起步阶段、积极探索阶段和发展提升阶段，然后从运行机制、推进策略、重点建设和保障措施的角度分析了其基本特点；最后探讨了其基本规律性。文章认为：学习型城市发展取决于知识经济发展水平，取决于城市社会活力的激发，受制于现代化城市发展进程和水平，以及受特定的地域空间所制约。
关 键 词：学习型城市 历程 规律性
作者简介：叶忠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学术委员会主任(846621515＠qq.com)；张永，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马丽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
任何事物的发展均离不开一定的时空条件。其发展总是导因并受制于特定的时空环境，并打上该时空的印记。学习型城市的提出和建设也不例外，深深植根于当代中国社会历史背景之中，同社会历史背景的变化发展有本质的联系。2002年，中国政府提出建设学习型社会，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十余年来，中国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发展，始终以教育强国战略的实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推进、迈向中华民族复兴作为总背景、总动力、总条件。中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学习型城市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和良好环境。
一、历程和阶段
纵观中国提出和建设学习型城市的10余年历程，若以对学习型城市建设产生直接的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建设学习型社会和2010年7月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为依据，可将我国建设学习型城市大体分为准备起步、积极探索、发展提升三个阶段。
(一)准备起步阶段(1990年代—2002年)
1990年代，人类已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知本”逐渐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要素。面对知识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成为这一阶段教育领域关注的焦点。对此，中国也是如此，学习型城市建设处于准备起步阶段。
1.理论准备。受国际终身学习思潮的影响，1990年代，我国有些学者开始涉足这一领域，涌现出了一批学术研究成果。但对学习型城市的探讨很少，主要集中在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理论探讨上。本世纪初，有关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城市研究明显增多，代表性课题有：郝克明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构建学习型社会和终身学习体系的研究”(2001)；叶忠海主持的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上海市创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城市研究”(2001)；厉以贤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教育部重点课题：“学习型社区和学习型组织的理论与实验研究”(2001)等。
2.政策准备。1990年代以来，我国颁布了一系列涉及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999)，其中都提出要逐步“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到本世纪初，时任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人力资源高峰会议上率先提出“构筑终身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社会”(2000)。接着，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论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中提出了“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在党中央的正式文件中首次提出建设学习型社会。之后，全党全社会掀起了建设以城市空间形态为特征的学习型城市的热潮。
3.实践准备。在理论研究和政策颁布的基础上，各地开始尝试开展学习型城市建设活动。上海市(1999)、北京市(2001)、大连市(2001)、常州市(2001)和南京市(2002)率先提出建设学习型城市，拉开了我国建设学习型城市的序幕。这些城市的地方政策中，阐述了学习型城市的内涵、建设的必要性、建设学习型城市的目标、任务、内容和措施等。
总之，在这一阶段，我国在建设学习型城市相关理论研究方面刚刚起步，在政策层面提出了构建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在实践层面启动了建设学习型城市的步伐。这些都为我国今后发展学习型城市建设作了一定的准备。
(二)积极探索阶段(2003年—2010年)
以党的十六大提出建设学习型社会为标志，中国学习型城市建设进入了新阶段。该阶段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积极探索时期。
1.理论探索。这一时期，有关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理论研究有了新的探索，涌现出一批相关研究成果，并有成为理论界研究热点的趋势。其中，代表性成果有：《创建中国特色的学习型社会》(张声雄等，2003)、《创建学习型城市的理论和实践》(叶忠海，2005)、《跨进学习社会——建设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研究》(郝克明，2006)、《建设学习型城市》(马仲良、吴晓川，2008)、《学无止境，构建学习型社会研究》(顾明远、石中英，2010)、《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学习型社会建设课题组，2010)等。
2.政策颁布。这一阶段国家相继发布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明确提出了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城市。如经国务院批准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04)、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2007)、党的十七大报告(2007)等。之后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0)中再次强调“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加快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基本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并把“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作为我国教育未来10年的三大战略目标。
3.实践探索。在上述理论探索和政策颁布的基础上，在率先创建学习型城市的引领下，重庆、武汉、杭州、常州、南京、太原、青岛、珠海、昆山等很多城市，相继提出了建设学习型城市的目标，以很大的热情探索中国特色的学习型城市创建之路。一场声势浩大的学习型城市建设活动，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逐步扩展和延伸。
总之，这一阶段，相关理论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政策层上，不仅中央多次强调开展学习型城市的创建，而且为创建城市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在实践层面上，通过对学习型城市及其学习型企业和学习型社区的探索，推动了学习型社会的发展。
(三)发展提升阶段(2011年至今)
随着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以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为标志，以我国实施“十二五”规划为起始，特别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后，中国学习型城市建设正在快速发展迈上新的台阶。
1.理论提升。2011年后，我国终身教育界通过纪实性素材的个案研究、实务探讨深入展开。个案研究的发展，不仅有助于各城市间进行经验分享与标杆学习，也使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相关理论得到进一步提升，如《学习，让城市更精彩 苏州创建学习型城市纪实》(朱永新，2011)、《学习型社会建设研究与探索》(叶忠海，2013)等。特别是近年来，终身教育学界通过学习型城市与实现中国梦的内在关系的思考与研究，将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意涵、战略意义等问题的认知提高到新境界：学习型城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
2.政策提升。2011年的“十二五”规划中进一步强调了学习型城市建设。之后，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讲话，号召全体中华儿女同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学习型城市的建设提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
3.实践提升。在实现“中国梦”的指引下，在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激励下，各地对建设学习型城市不仅充满着信心和决心，而且根据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实际，因地制宜，学习型城市建设呈现多元目标和模式，显示出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区域特色。
总之，这一阶段虽然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无论是理论上、政策上还是实践上，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均紧紧与新时代的中国历史使命相联系，学习型城市建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提升。
二、基本特点
(一)运行机制：双推动机制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接受终身教育服务的人数最多。在学习型城市建设过程中，为民执政的党和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尽力推动，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我国又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仍较薄弱，党和政府的投入仍有限。更何况，正如前述，学习型城市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调动社会各方的积极性，坚持以党政为主导，政府推动与社会推动相结合的运行机制。
在我国，创建学习型城市的成功实践表明：1.创建学习型城市需要有党和政府强有力的推动，这是我国建设学习型城市的政治优势和基本特点；2.需要形成“多力合一”整体性推进的运行机制，即党政主导力、市场调节力、社会参与力、教育支撑力、基层社区和单位自治力、社会民众主体力整合成统一的力量，整体性推进学习型城市的构建。
——党政主导力，在构建学习型城市中起着宏观调节作用。其具体职能是编制规划、立法和制定政策、统筹协调、经费保障、督查评估等，真正由微观直接组织学习活动转向宏观调控和保障，并调动和整合各方力量参与建设活动。不仅如此，我国学习型政党和机关的建设，又成为学习型城市建设的“龙头”，发挥示范标杆作用，强有力地推动学习型城市的建设。
——市场调节力，在构建学习型城市中起着基础性的调节作用。通过市场的内在机制，来调节学习型城市构建中供方与需方的关系，以及调节学习型城市建设与其他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
——社会参与力，在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中起着助推作用和中介作用。社会力量发动组织起来后，可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项目和教育培训项目，发挥助推器作用，加快建设步伐。同时，社会组织还可在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之间起中介作用，使两者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教育支撑力，在建设学习型城市中起着教育基地和专业支撑作用。学校教育资源向社会(社区)开放，让社会民众共享；特别是高校的开放，让更多的成人学习者回流到学校接受大专后继续教育。学校主动与社区沟通，乃至于“学社融合”，支撑学习型社区构建；特别是高校应积极主动地与行业(企业)合作，协助制定岗位规范和培训标准，以及协助开展专业的课程认定和证书认可工作。教育机构特别是高校，接受政府和行业的委托，组织有关专家学者研究和实施不同类型教育之间的专业沟通、不同层级教育和专业衔接等问题。
——基层社区和单位自治力，在建设学习型城市中起着基层社区和单位的自治作用。在创建学习型社区和单位中，基层社区和单位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充分发挥着自我组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等作用，为学习型城市建设奠基。
——社会民众主体力，在构建学习型城市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主体作用。创建学习型城市最终价值取向在于促进城市民众的全面发展；其建设必须依靠广大社会民众，在参与设计、实施、监督、评估等建设全过程中，城市民众作为主体，充分发挥创造力。
总之，党政主导下的“多力合一”整体性推进的运行机制，是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必需；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推进，则是党政主导下多方力量的“合力效应”。
(二)推进策略：“三种策略”
基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多民族、地理环境相当复杂的国家，区域间、城乡间发展仍相当不平衡。为了科学有效地建设学习型城市，需要从中国国情出发，采取如下策略。
1.置入式策略
从系统论角度来看，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个综合性建设的母系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现代化建设子系统。学习型城市则是现代化城市的一个向度，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子系统。更何况，学习型城市是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化发展的产物，是以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为其深厚的生存背景和发展空间。学习型城市的形成，取决于知识产业的发展和社会现代化进程。因此，我们丝毫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总背景、总动力、总条件，就教育论教育、就学习论学习，而应置于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建设学习型城市，把学习型城市建设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加速社会经济转型和发展、迅速提升社会信息化水准、强化构建和谐社会的力度、加大适合社会开放程度和国际化步伐等连接起来。
2.以东带西策略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的区域不平衡。这种区域不平衡性，从根本上规定着中国建设学习型城市，必须贯彻以东带西原则。统筹规划东、中、西部地区学习型城市的建设；建立以东带西建设学习型城市的内在机制，如通过西部地区到东部地区挂职、东部地区跟西部地区结对、西部地区到东部地区学习考察等；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入扶持力度；积极探索民族地区学习型城市建设，建立健全区域间统筹兼顾的长效机制。
3.联动协作策略
基于各地建设学习型城市发展的不平衡，为了有效地整体性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创建城市采取了联动协作策略。该策略是多层次、多形式的。就多层次而言，既有城市间的联动合作，如成立“全国学习型城市建设联盟”，各大区域先后成立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三省内蒙古地区”等区域协作组织，推动该地区学习型城市建设和社区教育发展；又有城区内部各种联动协作，形成公共社区、企业园区、大学校区等多元联动的终身学习共同体，推进学习型城区建设。
就多形式而言，联动协作策略内在运作机制不尽相同，有盟约运作机制、会议协商机制、交流互动机制、项目合作机制、平台对接机制等。实践证明，联动协作策略能有效推进我国学习型城市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