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衙门化的一个特产是偏好量化考核制度。这种制度把活生生的教学和研究分解为许多参数，还冠以“科学考评”的美名，就连对学生的考试也成了量化考核教师的一个内容。按理说，考核的本意是要提高教师的业务能力和教学质量。但事与愿违的是，这种考核不但不能让老师们把精力放在教学和科研上，反而诱导他们把精力花在应付考核上。由于僧多粥少，而考核的结果又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职称和待遇，因此它给老师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有的老师说，我真想早点退休，否则每天就像被逼着一样。

    其实，权力、义务、责任是不可分割的。在怎样办学、如何执教的主动权难以实现后，老师们也就无所谓义务和责任了。为了应付考核，许多老师不得不通过刻意剽窃和花钱买版面的方式来发表论文。这样一来，“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竺可桢语）的科学精神便受到严峻挑战，“为人师表”的形象也遭到无情践踏。

    三、垄断性教育体制影响了社会办教育的积极性。

    学生的遭遇和教师的处境，与现行的垄断性教育体制有关。众所周知，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学在民间”的传统，纵观世界各国的教育也都是国立与民办兼有共存。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教育在继承传统与对外开放的基础上，采取国家、民间共同办学的模式，国立北京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上世纪50年代私立学校没了，从而彻底改变了过去社会参与的办学模式。这就彻底扼杀了社会和民间办学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虽然同意民间办学，但是由于政策上的种种限制及其它原因，所谓民办学校的发展举步维艰，难成气候。现在的南开大学在1918年开办，成立后不到10年，就成为一所名牌大学。照搬苏联教育模式后的几十年，为什么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