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学校之官，实见于有“不肯面折廷争”之讥的丞相公孙弘在元朔五年之上书，其中按武帝的意旨规定“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然此上书中更为关键的是为博士弟子打通了选官途径。上书中明确建议，对博士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上书中还对通经学的地方吏员的升迁进行了制度化建议。此令得到武帝的支持，博士弟子既广而又得出仕，已入仕的吏员亦因利禄而钟情六艺，儒学地位就此奠定。司马迁称“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实得儒学兴旺之关节。

　　综上，以博士为代表的官方教育领域既已早以儒家为主，随着教育制度和选官制度的合流，儒家的统治基础就此奠定。武帝作为此制度之奠基者，在“独尊儒术”一事中无疑占据关键地位。

　　不过，人才教育尚需时日，且博士弟子就任之初这些职位大多是中低级位，则在武帝当时，儒家实尚未完全垄断。而武帝择贤不拘一格，征召、自衒鬻多管齐下，甚至有明确表示不在乎“负俗之累”以求“非常之人”的求贤之令。这样，武帝朝高中级官员尚体现出如前所述“悉延百端之学”的特点，并非全系儒家。

　　武帝所播之种固不因其治标之策而改变，议者惑于其在世时“悉延百端之学”所生之质疑实难成立。世易时移，日久天长，新生的一代往往已难脱儒学彀中，而后世帝王往往也无武帝式选拔人才之动力，按部就班升迁之官员更是以儒生为主。至西汉后期，朝政终于彻底进入儒生之掌控，所谓“独尊儒术”之势就此乃告确立。恰如班固所言:“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