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何婕：像西方国家的这些制度，它能不能够把这个人的发展权、生存权这些核心的人权观念纳入自己的制度范围，或者说是政府的责任当中，有没有可能？

郑若麟：很难。你像法国，对外来种族，对阿拉伯移民等等，从表面上看，法律上来看一律平等，应该是没有矛盾的，甚至于它们为了保障移民的权利，它不许对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群等等去做统计，这个都不行的。比如说你问法国有多少是外来移民，不许统计。

主持人何婕：不统计的话岂不是连底数都没有，你都不知道可能会引起多少问题。

郑若麟：对，它不许统计。这就是法国公平对待所有的人（的表现之一）。它说起来是非常好的，但实际上它有各种各样的实际上的障碍。

为什么西方很难解决目前的人权问题

主持人何婕：也就是在西方国家它们的制度安排里面，现在即便认识到由于对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不重视，没有纳入这个视野，可能社会矛盾会越来越尖锐，即便是这样都很难再把这个事情做完善。

张维为：一句话可以说清楚，当它这个制度变成了程序高于一切的时候，什么都解决不了。你像美国，每个月一万人左右枪伤死亡，背后问题就是你这个枪为什么控制不了？你要修宪，修宪是多难，要州议会的四分之三通过，现在国会的四分之三通过等等才能修改宪法。所以美国成为一个解决不了问题的国家。

郑若麟：在种族问题上，实际上西方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存在在理论上、媒体上、思想上的，一个是现实的。在法国一个黑人或者一个阿拉伯人犯罪，在媒体上报道是绝对不能说他是黑人、阿拉伯人的。你一说这个政治不正确，那怎么说呢？就叫 “郊区青年”。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如果你在理论上都不承认他们是黑人、阿拉伯人，你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主持人何婕：也就是说西方社会它没有办法真正地直面和解决这些问题。

郑若麟：它连说都不敢说。

张维为：对，实事求是，西方没有这个精神。

主持人何婕：我看过一部纪实作品是一本书叫《美国小镇的死与生》。看了这本书之后，我才知道为什么在美国它很基层的一些地方，毒品会那么泛滥。就算有识之士可能奔走相告要去禁毒品，或者是把跟毒品制造有关的一些这个链条上的一些药品要禁掉，但是它有庞大的零售药企，还有庞大的其它相关的利益团体，它会去进行游说，绝对让你这个立法通不过。所以禁毒可能全社会有共识，但实际操作很弱。

中国在促进人权方面有哪些独特的中国智慧

主持人何婕：我们再来看中国这些年来在人权促进事业方面所做的努力，我们对人权，特别是生存权、发展权高度地重视，才知道力量是极为深远的。所以刚才张老师在演讲当中也讲，我们中国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就非常注重人的这些权利。所以这就是中国理念，中国智慧的力量。

张维为：比方说扶贫，现在因为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包括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它往往对最弱势群体它有一些保护的。比方说美国它有食品券，你只要收入在多少以下，你向政府申请。还有包括无家可归的人，他的权利受到极大的伤害。尽管字面上他可以去向政府申请，但在美国申请食品券，你要有一些条件的。这部分人还有一个特点，他们对政治一点也不懂，也从来不参与投票。政府就不管这部分人。因为他对政治对选举没有影响。　　但中国不一样，中国是积极干预，你要搞清楚，这个村最后多少人属于贫困状况，我们要帮助他，这个态度完全不一样。所以某种意义上，我们共产党做的事情，你实际上是在帮助一些在网络上一点声音都没有的，从来没有想到会上网发声音的人。但是我们也要帮助他，我们做实事，认这个死理，就是要全部脱贫。西方它没有这个传统，政客认为这拨人对我没有意义的，我帮他干什么？就这样，所以这个差别就显示出来。